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》與威權統治受難者定義的重構：以杜孝生為例

先後於1998年及2017年通過的《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》（《補償條例》）及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》（《促轉條例》），兩者目的均在於處理戰後台灣經歷長期威權統治所遺留下的結果，但兩者定義的威權統治受難者並不相同。《補償條例》係以是否遭受「政治刑法」處罰為斷；而《促轉條例》有關平復司法不法的規定，則以追訴或審判是否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、侵害公平審判原則」為標準。本文即著眼於此差異，探討：何以《補償條例》將威權統治受難者的範圍限於遭受政治刑法處罰者？又何以《促轉條例》要重新定義威權統治受難者？此一轉變反映出什麼意義？本文將以威權統治時期被判決觸犯貪污罪，因而無法依《補償條例》申請補償的杜孝生為例，加以說明。 藉由研讀政府檔案，本文認為杜孝生貪污案實為一樁動用「非政治刑法」的政治案件。然而台灣自由化、民主化初期，因為檔案開放程度低，欠缺事實資料，致使立法者在制定《補償條例》時，僅能憑藉過去遭受政治刑法處罰者的生命經驗，以劃定受難者範圍。而杜孝生這類遭受非政治刑法處罰的受難者，便被排除在外。將近20年後，由於轉型正義理論已獲得較多認識，並且受益於檔案開放，更能掌握歷史事實，立法者有意識地重構了受難者的定義。《促轉條例》不僅放棄了罪名要件，取而代之的「追訴或審判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、侵害公平審判原則」要件，提供了以實質法治國理念評價威權統治時期國家行為的實證法基礎。依照《促轉條例》的規定，杜孝生案屬於司法不法，其刑事有罪判決應視為撤銷。 從《補償條例》到《促轉條例》的轉變，說明了：充分、堅實的歷史研究，是轉型正義工程的基礎。雖然本文關注「受難者」的面相，但是轉型正義的最終目的，並不只有填補受難者損害，而是藉著認識威權統治的歷史，以永遠警惕未來的統治者不可重蹈覆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