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克思的“世界历史”和“世界历史民族”思想及其中国边疆研究意义——从“生产方式”的三种含义说起

黑格尔意义上的“世界历史民族”的发展有主辅两条线，而马克思《政治经济学批判·序言》展现的生产方式序列，是个人生产力发展作为“历史动因”在温带亚欧大陆这一时空维度上的“世界历史民族”主线。“世界历史民族”的型塑应该包括两种意义上的社会存在，一个是经济基础，另一个是社会基础，而不能局限于等同于前者的社会物质生产力。马克思通过“亚细亚的生产方式”这一文明史起点的创设，超越了黑格尔把波斯作为“世界历史起点”而把印度、蒙古乃至中国排除“世界历史的局外”这样的“地中海中心论”预设，并且把西方“陪伴着历史”的时段延伸到“东方从属于西方”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现代时期，进而揭示了“边界”地带对于大国史、全球史的世界历史意义。“游牧的生产方式”对“亚细亚的生产方式”构成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“陪伴”关系，它把马克思的“红金主辅线历史观”形象地描画、铺展在中华大地上，其与西欧道路所呈现的世界历史民族主线序列有所不同，但并不自外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序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