制度变迁、盈余质量和债务契约-来自中国银行业改革的经验证据

Diamond（2004）指出，在利率受到较多管制的情况下，贷款期限结构成为银行业的重要契约工具。因此，对具体企业的不同期限的贷款规模成为信贷资源配置的重要指标，它既受到宏观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，也受到（宏观因素制约下的）微观企业因素的影响。那么2003年的银行业改革，将会改变原有因素对信贷资源配置的作用效果吗？本文以上市公司的新增短期贷款（DLS）和新增长期贷款（DLL）为被影响变量，在宏观层面选取了银行业腐败（谢平和陆磊，2005）因素；在微观层面选取了借款企业的盈余质量因素，考察了它们在改革前后对DLS和DLL影响的差异，主要结论是：（1）改革前，银行业腐败对DLS和DLL都有显著影响，而改革后，银行业腐败对DLS的影响受到了抑制，但对DLL的影响没有显著改善。（2）在控制了腐败的地区性差异后：改革前，盈余质量对DLS影响不稳定，但与DLL负相关；改革后，盈余质量与DLS正相关，但与DLL负相关没有得到显著改善。本文研究发现，受制度环境和银行业腐败因素的影响，债务期限无法发挥其作为风险控制的作用，金融体制改革效果主要表现在短期信贷市场，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无法在短期内达到预期效果。